三、察哈尔的统治机构

1368年元廷北徙后，在一定时期内原有的统治机构仍然比较完整地保存着，诸如中书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枢密知院、御史大夫等职官一应俱全。此后随着蒙古贵族“返补归真”的草原游牧政权的发展，先前的元朝典章制度逐渐淡化，蒙古汗廷的统治形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甚至连国号“大元”也已放弃。其间虽然有瓦剌首领脱欢、也先(其统治时间在十五世纪前半期至中期)在重新“求大元一统天下”的口号下面，似乎试图恢复元朝的统治机构，但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他们的短暂统治一且结束，草原上就只剩下了太师、太尉、宰相、丞相之类的名不副实的贵族头街。在达延汗建立新的统治秩序之后，具有太师、太尉、宰相、丞相头街的异姓封建主们都成了成吉思汗黄金家庭的臣仆，高踞其上的是被称为台吉、洪台吉的达延汗的子孙。

达延汗及其后历代蒙古大汗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对草原实行统治，目前还难以做到判断。例如，我们只知道大延汗将东蒙古划分为六个万户，大汗驻帐于察哈尔万户，直接统率左翼三万户，右翼三万户则由大汗派出的济农管辖，而大汗所在的中央机构的组织情况，我们不清楚。又如，图们汗(1558-1592年在位)曾从各万户中任命五名贵族担任执政官，自称札萨克图汗(ǰasaγtu qaγan)，建立了类似中央政府的统治机构，但从各自为政的诸万户中任命的执政,实际上不可能真正集中行使权力。末代蒙古大汗林丹汗的统治情况，也同样不清楚，但是通过察哈尔在被满洲征服过程中披露的零散史料，我们或可对林丹汗时期察哈尔的统治机构做出有限的勾划。

林丹汗于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即位，其年十三岁。幼汗新立，起初连明朝也瞧不起他，说他是“穷饿之虏”,“儒弱未威”。林丹汗奋而自强，即位后便不断地进攻明朝的边境地区，以武力胁迫明朝给予市赏。明朝迫于压力，同时企图借助林丹汗的力量抵御兴起的后金，在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答应了他的要求，从此林丹汗每年可以从广宁(今辽宁北镇县)得到明朝的经济支持。这时二十多岁的林丹汗在明朝眼中，已是“虏中名王”了。对于后金，林丹汗针对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捷破杨镐四路之师，继而陷开原、占铁岭的盛势，摆出傲然不可侵犯的姿态，于1619年致书努尔哈赤，声明广宁为林丹汗自己收取贡赋之地，为“吾已服之城”，警告后金不得染指。林丹汗的战略首先是打破蒙古内部长期割据、互不统属的局面，打算先统一蒙古，然后再与后金争雄。他屡次声称：“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我当先处理(里)，后处外”。为此他进行了多年的努力。

林丹汗急于求成，暴虐各部，动辄以武力相逼，加上后金威胁引诱各部，他的努力结果适得其反。察哈尔万户之外的科尔沁、喀尔喀诸部纷纷叛离，察哈尔属下诸部也陆续离他而去。林丹汗在辽西地区无以立足，于是在1627年(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春向右翼蒙古地区迁徙，收服右翼诸部。1632年(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后金皇太极征察哈尔，林丹汗向西遁逃,1634年经河套，越宁夏，退至甘肃西部大草滩，患病而死。1635年其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Erke Qungγor eǰei）降附了后金。

在企图统一蒙古内部的过程中，林丹汗试图强化汗权，《金轮千辐》说他曾令绰依罗斯塔布囊(čoyiros tabunang）管理蒙古右翼三万户，索尔胡努斯塔布囊(Sorqunus tabunang）管理蒙古左翼三万户。不过即使确有其事，他们也不可能有效地行使权力。林丹汗西迁的前后，察哈尔所属诸部中最先是1627年敖汉、奈曼降附了后金，接着是乌珠穆沁、苏尼特、浩齐特逃往漠北喀尔喀，从1634年起连同克什克腾陆续投往后金。此外，前述察哈尔中势力较强的兀鲁特部早在1622年(天命七年)已举部归降后金，阿喇克绰忒部在1628年(天聪二年)被后金征服。如此众叛亲离，林丹汗自身的情形如何呢?我们看到尽管察哈尔诸部几乎都已离去，但是林丹汗仍然拥有相当强大的势力，这从林丹汗失败后降金的察哈尔人户动辄数百数千来看，即足以证明。也就是说，林丹汗在察哈尔诸部之上，有着另一支由他直接统率的力量，并且有着相应的管理机构。现在我们就来对些做具体的探讨。

（一）林丹汗有三支直属军队，并有相应的统治机构

1632年(天聪六年)皇太极率领包括已降附的蒙古各部的后金兵马西征林丹汗，林丹汗自右翼蒙古地区仓皇西撤，“凡部众家业有两牛以上者尽令弃本土，随之西奔”。但是“其臣民向苦其暴虐，抗违不住，中余逗留者十之七八”。未随林丹汗西行的大小官员和民众，在混乱中接二连三地投往后金。1634年(天聪八年)皇太极远袭明朝宣府、大同一带，同时收纳察哈尔降众。七月，察哈尔有八赛桑（ǰayisang）一名济农(ǰinong)林丹汗八大福金之一高尔土门福金(满文：Gol tumen i fuǰin，蒙文：Pool tümen-ü qatun)及一千二百户来降。闰八月，察哈尔四大寨桑(Dürben yeke ǰayisang）噶尔马济农（Karm-a ǰinong）、德参济王 (desen ǰiwang）、多尔济达尔汉（Dorǰi darqan)、多尼库鲁克(Doni Kürüg），带着林丹汗八大福金之一窦土门福金(满文：Deo tumen i fuǰin，蒙文：Degüü tümen- ü qatun)及民众六千前来投降。

这四大寨桑(寨桑一词源于汉官宰相)的头衔是：中土门固山(满文: Dulimbai tumen igūsa,蒙文: Dumdadu tumen- ü qošiγun)噶尔马济农，巴牙喇和诺特固山(满文：Bayara honod gūsa honod又作howanod，蒙文：ǰirat- un qonod qoširūn) 德参济王，窦土门固山（满文:Deo tumen i gūasn,蒙文: Degüü tümen-ü qošiγun)多尔济达尔汉、多尼库鲁克。

中土门与随八寨桑一济农而来的高尔土门福金的“高尔土门”相同，高尔土门福金也被称作“察哈尔汗掌高尔土门固山事福金”(满文: Cahar han i gol tumen i gūsan be ejilehe fuǰin ，蒙文：čaqar-un Pool tümen-ü qošiγun-i eǰelegsen qatun)。满文gol、dulimba和蒙文 γool、dumdadu均为“中央”、“中心”之意。窦土门与随四大寨桑而来的窦土门福金的“窦土门”相同。满文deo和蒙文degüü，为“弟”、“小”、“幼”之意。满文tumen与蒙文tümen意义相同，都是“万户”之意。满文gūsa与蒙文 qo šiγun是相对应的词汇，都是“旗”之意。满文 bayara与蒙文ǰirat相对应，都有“护军”、“禁卫军”、“精锐兵”之意。

据此，我们做如下的推侧：林丹汗的三支军队由精锐的护卫军、中军万户、小万户组成，统率军队的是四大寨桑，林丹汗八大福金中的两个福金(窦土门福金、高尔土门福金)也参与对中，小万户的管辖和指挥。

精锐的护卫军(巴牙喇)还分为左右两翼，天聪七年，投降后金的就有察哈尔汗属下“两翼巴牙喇统领大臣”（满文：ǰuwe galai bayara da eǰen,蒙文: qoyar γar- un bügüde terigülegči)塔什海虎鲁克寨桑。巴牙喇军受到林丹汗的格外青睐，天聪元年皇太极致奈曼部衮出斯巴图鲁的信中甚至说道：“正在此时，彼察哈尔汗攻掠喀尔喀，以异姓之臣为达鲁花(达鲁花即达鲁花赤，在蒙元时期为所在地方、军队和官衙的最大监治长官)，居诸贝勒之上矣，又离析诸贝勒之妻，强娶诸贝勒之女，以妻摆牙喇之奴矣。”由此也可以看到林丹汗的护卫军恃宠强横、凌架于诸部贵族之上的狂妄状态。

(二)林丹汗的三支军队之下，还有若干小部落，并有相应的首领

天聪元年来归的有“察哈尔管旗大贝勒昂坤杜棱”，此人在《满文老档》和蒙文《清实录》中都作“察哈尔一旗的大贝勒（诺颜)”（满文: Cahar i emu gūsai amba beile，蒙文:čaqar-un nigen qosirun-u yeke noyan)。天聪八年皇太极招抚驻牧明朝边境的察哈尔余众，致书说：“尔掌部落寨桑，未审为谁，是以未书姓名……凡尔寨桑等，不拘众寡，有举国来降者，即命掌其国事，成全录用。”上述旗(gūsa、qošiγun)、部落(蒙文将部落译作ulus,国)，其意应该相同，都是万户之下的小部落，其首领多数都具有寨桑称号。

与四大寨桑相对，这些掌部落寨桑也被称作小寨桑(baγ-aǰayisang)。例如《清太宗实录》卷19天聪八年六月乙亥，有察哈尔多尔塔苏尔海等五寨桑率男子七百人，家属二千人，尽携牲畜来归。六月戊寅皇太极召见他们时，便称他们为“小寨桑”。四大寨桑及窦土门福金来降时，所率领的官员中也有不少小塞桑。

小寨桑总管一和硕(旗)，后金称他们为固山额真(gūsa i eǰen)，蒙文相应译作和硕额真(qošiγun- u eǰen)。其职位由大汗予夺。天聪七年两翼巴牙喇统领大臣塔什海虎鲁克寨桑向皇太极诉说林丹汗的暴虐时说：“有固山额真绰图寨桑移营时，察哈尔汗怒其移居伊地，致所属部落困穷，遂射杀绰图寨桑所乘马，褫其职。”

有的喇嘛也称寨桑。如天聪八年来降的八寨桑中就有阿牙克喀喜木里克喇嘛寨桑，后来皇太极赏赐察哈尔降官，这位喇嘛寨桑名列一百二十七人之首。

（三)在寨桑之外，还有其它职官

这些职官的名目很多，见于天聪年间察哈尔投降后金的官员名单。主要有:

达鲁噶(daruγa），亦作达鲁花（daruqa)，意为“长官”，源于蒙元时期的各级监治长官达鲁花赤(daruqači）。

札萨古尔(ǰasaγul)，意为“政令的执行者”，此名源于蒙元时期的札撒温孙。

札尔固齐（ǰarγuči），意为“司法者”，源于蒙元时期的各级断事官札鲁忽赤(ǰarquči)。

舒冷格(šigulengge)据符拉基米尔佐夫研究，舒冷格之意为“收税官”，满文 shule(征税)及其派生词shuelgen(贡赋、租税、人口税)与此有关。《三云筹俎考》作“首领”，并解释说“是各台吉门下主本部落大小事情断事好人”。

和硕齐（qoširuči),军队指挥官。

这些职官都应当是察哈尔的各司其职的各级官吏，他们可能多不是黄金家族成员。前引《清太宗实录》卷2天聪元年二月乙亥皇太极致奈曼部衮出斯巴图鲁的信中就说，林丹汗“以异姓之臣为达鲁花，居诸贝勒之上”。只是我们不清楚林丹汗的汗廷及其下属组织的情况，所以尚难以断定上述职官的地位高下及其相互关系。

如果以这些职官与清初准噶尔职官相对照，我们发现二者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西域图志》载清初准噶尔的社会组织有鄂拓克(otoγ)、昂吉(angγi)、集赛(ǰisiya)，“鄂拓克为汗之属，昂吉为各台吉户属，鄂拓克游牧之地环于伊犁，昂吉游牧地又环鄂拓克之外……集赛专理喇嘛事务”,最盛时共有二十四鄂拓克，二十一昂吉，九集赛。最高统治者称大台吉或汗王，其下设管理兀鲁思和鄂拓克的官吏，汗王的宗属称小台吉，其下设管理昂吉的官吏，集赛也有管理的官吏。这与察哈尔的社会组织形式相似，即察哈尔大汗有自己直属的领地和人户，在《清实录》中称固山(和硕)，大汗宗亲的领地和人户则称部落(也就是蒙文史书中的所谓八鄂托克，汉籍中的八大营)。只是名称有所不同而已，准噶尔方面是汗王—兀鲁思—鄂拓克，台吉—昂吉；察哈尔方面是大汗—兀鲁思(万户)—和硕(固山)，台吉—鄂托克。属下对于最高统治者的义务也应当相似，准噶尔方面是“一切供赋及重大差务，则鄂拓克承输，若零星供给，合二十四鄂拓克二十一昂吉均输焉。鄂拓克视八旗都统，昂吉视外省督抚”；察哈尔方面也同样应当是大汗的直属领地和人户(和硕)主要承担大汗的供赋差役，是常备军，而各部落(鄂托克)只提供阿勒巴(赋役)和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军队。正因为各部落(鄂托克)不在大汗的牢固控制之下，所以当他们在不满于林丹汗的暴虐时，便可以举部远遁或投降后金。

准噶尔汗王之下的兀鲁思和鄂拓克、集赛的统治机构所设官吏有：

图什墨尔（tüšimel )，“系准噶尔参决政事之臣，枢管机务之要职”，定员为四名。他们是准噶尔的最高政务大臣，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管理一切有关鄂拓克、昂吉的重大事件。

扎尔扈齐 (ǰarγuči)，“此佐图什墨尔理事者也，兼办一切刑名贼盗案件”,定员为六名。

宰桑(ǰayisang)，“管理一鄂拓克事务。或一宰桑管一鄂拓克，或三四宰桑一鄂拓克。事无大小，胥受成焉”。作为鄂拓克的政务长官宰桑，没有定员。在集赛中，也有管理喇嘛事务的宰桑。

收楞额(šigülengge)，“系佐德木齐(demči，管理鄂拓克内自一百户以上至二百户的事务）管理鄂拓克事务者”。

此外据《蒙古卫拉特法典》等文献，还有达鲁噶(daruγa)，和硕齐（qošiγuči）等职官。

以上所列的是可与察哈尔相比较的官吏名称，从中可以看到一些相似的情况。例如准噶尔的四名图什墨尔与察哈尔四大寨桑的地位、作用大体相同；准噶尔的宰桑、扎尔扈齐、收楞额与察哈尔的小寨桑、札尔固齐、舒冷格在名称上相同，其职掌也应当大体相同；准噶尔管理集赛喇嘛的宰桑或者与察哈尔的喇嘛赛桑相同。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漠南蒙古和西部卫拉特蒙古在也先汗之后曾长期处在互不统属、各自发展的状态下，但是上述察哈尔大汗与准噶尔汗王在统治机构和职官方面竟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这说明了什么呢?是否可以推测，东西蒙古之间其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只是我们尚未找到他们彼此沟通情况的史料而已。实际情况或许是，察哈尔林丹汗的灭亡在前，准噶尔的有别于以往的统治机构的出现在后，准噶尔的汗王们有意吸收、采取了林丹汗的作法，重建了自己独特的统治秩序。

(四)关于察哈尔统治集团成员的一些称号

察哈尔统治集团成员的一些称号曾频繁地出现于《清实录》等史书，具有这些称号的人有很高的地位，只是还不能明确他们的职掌。称号主要有：

济农(ǰinong<蒙元时期“晋王”，或汉语“亲王)，原是大汗之下管辖右翼三万户的“副汗”，明末清初这一官号已经泛滥，许多贵族也称济农。天聪八年“察哈尔国林丹汗部下土巴济农”带千余户民众投降后金，皇太极以极其隆重的礼节欢迎他。同年来归的察哈尔众宫里，另有一个恭格济农，察哈尔四大寨桑之一噶尔马也有济农之号。虽然我们不知道济农的具体职掌如何，但是凡称济农者都有很高的地位是很明显的。

太锡（tayiši<汉语“太师”)，这相当普遍的贵族称号，特别是非黄金家族的异姓封建主多有此号，察哈尔里也有很多人称太锡。

古英(güyeng<güi ong，国王)，这是明末清初开始大量出现的称号。察哈尔降官里有不少人称古英，朵颜卫兀良哈著名首领之一的名字叫贵英，也有的人称贵英恰(Güyeng kiy-a)。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将“古英”作为赐号赏给次子代善。

西格津(šigečin～šigeǰin<汉语“舍人”？)，见于《清太宗实录)卷23天聪九年五月丙子等条，清译《蒙古源流》作“锡格沁”，《三云筹俎考》作“蛇进”，并解释说“是倘不浪儿男”。倘不浪又作塔布囊(tabunang <tabun ong，汉语“五王”)，指黄金家族女婿。朵颜卫兀良哈人多与黄金家族联姻，因此其统治者称塔布囊，《卢龙塞略》记载塔布囊的子孙多称“舍人”。

好人(sayin kümün)，蒙古各部均有“好人”，例如前述“舒冷格”便是台吉之下主管事情的好人。但是单称“好人”者，应指专门与明朝打交道的人，丘禾嘉《夷性无常疏》说：“夷部好人，即与中国通事相合者。”《俺答汗传》载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降明后，俺答汗曾派五名好人去明朝控查情况。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谈到蒙古人接踵向明朝索取钱物的情形说：“此部之酋长方来，彼部之好人又至，通官中茧而不能竟其成，臣等唇枯而不获穷其说”，并且说“虏中极重好人”，一旦好人被逮获，其首领便受到挟制。

察哈尔及蒙古其它各部中还有许多常见的称号或职官名称，例如楚虎尔(čükür-čügekür)、库鲁克(külüg)、卫寨桑(üiayisang)、以儿邓（yildeng）、都喇儿(durar- duraγal）等等，其含意及职掌，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总之，察哈尔曾经有着丰富的历史，研究它由来、发展变化及内部情况，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课题。

文/薄音湖

文章来源：《察哈尔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编辑/吴晓倩

审核/温都苏  

摄影/刘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