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部的历史是一部浓缩的蒙元史，其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是蒙古族历史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察哈尔文化提升到察哈尔学的学科层面研究，不仅有利于察哈尔文化研究的健康快速发展，填补国内蒙古学研究空白，而且有利于集宁师范学院的特色学科建设，提升乌兰察布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有利于促进自治区民族文化大区强区建设。察哈尔学的提出有其特有的背景和坚实基础。察哈尔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围、性质和特点，察哈尔学的学科评估体系完备丰富，其研究理论和方法渐趋完善。弘扬察哈尔文化需热衷于治察哈尔学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

蒙古族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在近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人类历史上谱写了一部无与伦比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结束了蒙古高原数千年的不稳定局面，凝聚成了草原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使蒙古族成为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和草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成为草原游牧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为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察哈尔作为蒙古族的一个部落，起源于成吉思汗时期的护卫军怯薛和元代的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曾经是蒙古大汗驻帐的中央部落。其所创造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无疑是蒙古族历史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8世纪开始在世界上出现了一门专门研究蒙古民族历史、语言文字、文学、文化艺术、风俗习惯、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综合性国际性学科——蒙古学。察哈尔部的历史与整个蒙元汗国的历史密不可分，无论是从它的起源或形成，还是对蒙元汗国的影响或作用，察哈尔部的历史堪称是一部浓缩的蒙元史。在某种意义上讲，研究蒙古学必然要涉猎到察哈尔部的历史文化，研究察哈尔部的历史文化是国际蒙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也是蒙古史学范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把察哈尔部的历史文化当做一门学科来对待，科学归类和有效整合学术研究资源，不仅有利于察哈尔文化研究的健康快速发展，提升和丰富研究成果，填补国内蒙古学研究空白，而且有利于抢救、保护、弘扬察哈尔文化，打造察哈尔文化品牌，有助于集宁师范学院特色学科建设和办学水平的提高，提升乌兰察布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有利于大力促进自治区民族文化大区强区建设，增强各民族团结和谐稳定，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内涵，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其意义极其深远。

一、察哈尔学提出的背景和基础

近年来，随着察哈尔文化研究的深入推进，一些业内专家人士提出应将察哈尔文化提升到察哈尔学学科层次去开展研究。察哈尔学的概念虽然刚刚提出，但是察哈尔学的研究在实践中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可以说随着蒙古学和蒙古史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察哈尔学的研究也正在向纵深推进。察哈尔学学科概念见诸论文专著很少，更多的是以察哈尔文化研究代替察哈尔学研究。察哈尔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为察哈尔学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2年，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此背景下，全国迎来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高潮。2003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发出了“加快文化发展、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号召，各地先后都提出了各具特色的主打文化品牌。2005年，乌兰察布市委、政府组织召开首届察哈尔文化研讨会，将察哈尔文化作为自己富有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品牌，使察哈尔文化正式成为乌兰察布地域文化的主要类型，成为具有学科意义上的“察哈尔学”研究对象。2005年11月，集宁师范学院率先成立察哈尔文化研究所，以挖掘、保护、传承和发展察哈尔文化为己任，积极开展工作，这是全区首家以察哈尔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科研机构。2008年，察右后旗建立了察哈尔文化研究促进会，提出了以梳理察哈尔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盘点察哈尔文化家底为目标任务的工作规划。此后，致力于察哈尔文化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论文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报刊、杂志等媒体上，使察哈尔文化在内蒙古自治区地域文化研究中崭露头角，引起世人的关注。

在察哈尔文化研究热潮的影响下，乌兰察布的察右后旗、察右中旗、察右前旗，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正镶白旗、镶黄旗、锡盟职业学院，张家口市、张北县、尚义县等地相继成立专门机构，有众多专家学者、热衷于察哈尔文化研究的人士加入到了察哈尔文化研究的行列中，为察哈尔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持。2014年，160万字三卷本的《察哈尔史》正式出版，为察哈尔文化研究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察哈尔学奠定了极为扎实的基础。同年，察右后旗人民政府、察哈尔文化研究促进会与集宁师范学院三方签订了察哈尔文化协同创新合作协议，集宁师范学院政史系开设了《察哈尔文化概论》《察哈尔史》两门课程，使察哈尔文化研究成果首次进入高校课堂，以察哈尔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察哈尔学的学科地位初步确定。2016年，集宁师范学院将察哈尔文化研究所升格为察哈尔文化研究院，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加大对察哈尔文化研究的支持力度。制定了《集宁师范学院“十三五”察哈尔文化协调创新规划》，明确提出要将察哈尔文化打造成学校的特色学科，积极创造条件申报察哈尔学硕士授予点，察哈尔学的学科地位正式确立。充分研究探讨察哈尔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性质和特点、理论和方法、学科体系结构等重大问题已提上日程。

综上所述，“察哈尔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概念，它的提出是与察哈尔文化深入研究分不开的，是察哈尔文化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察哈尔学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新名词，一些学者专家已经经意或不经意地在使用这个术语，它已经发展到独立学科发展的程度。

二、察哈尔学研究的对象、范围、性质和特点

科学研究发展成熟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般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内容，这是其唯一性；二是自成体系的学科知识结构体系，这是其系统性；三是独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这是其特色性。

“察哈尔学”，顾名思义，它的研究对象是察哈尔。作为“察哈尔学”的研究对象，察哈尔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察哈尔就是伴随成吉思汗时代、元朝、北元、清朝政权，乃至近现代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动，是自始至终都充当护卫汗廷皇室的卫队，征战沙场、保家卫国、抵御外来侵略的精锐先锋，是典型的历史文化现象。

察哈尔学以察哈尔客观的历史文化现象、历史过程以及一切与察哈尔现象有密切联系的文化作为其学科的研究对象。察哈尔学的研究范围决定于察哈尔学的研究对象，有其独特的时空。因此，察哈尔学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就纵向范围来说，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怯薛、元朝的宫廷宿卫、北元的中央万户、清朝的八旗察哈尔和察哈尔八旗，到当代（生活于新疆、云南等地的察哈尔蒙古族），应当有900多年的历史。就横向范围来说，不仅察哈尔全部的历史文化现象是察哈尔学的研究范围，而且凡是与察哈尔历史文化现象发生联系的广大空间范围都是察哈尔学的研究范围。察哈尔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要揭示察哈尔历史文化现象、过程和规律，探明其在蒙古族文化和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和历史地位。

察哈尔学的研究最初是以“察哈尔文化”概念提出的。察哈尔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二重内容，广义上察哈尔文化包括察哈尔人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狭义上包括察哈尔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文学、艺术、民风民俗、人文地理、宗教信仰等内容。

对于察哈尔学的学科性质，专家学者多有争论，而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察哈尔文化是区域文化还是跨区域文化。有人认为，察哈尔文化只是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张家口地区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实际上，现在研究察哈尔文化肯定离不开这一空间区域范围，但察哈尔文化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也不是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张家口的地方学。察哈尔历史上不是以地名命名的，它 是蒙古族最独特的非血缘部落。因此，察哈尔学研究的对象不只是目前察哈尔地区的历史文化，而是察哈尔部从起源、诞生到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察哈尔人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等，当然今天察哈尔人的聚居地乌兰察布、锡林郭勒等地区为重点。察哈尔学既不是地方学、地域文化学，也不是乌兰察布、锡林郭勒等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史。如果把察哈尔学界定为地方学或地方文化学的范畴，仅仅以研究乌兰察布、锡林郭勒等地方的历史文化为对象，那么它的研究价值就非常有限了。因此，察哈尔学的研究任务是以察哈尔部所处的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张家口地区为中心，以察哈尔部活动的历史空间为辐射，对其历史活动所创造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进行全面整体研究，进而丰富蒙古学的研究内容，升华世人对草原文化精神实质的认识。显然，察哈尔学的任务超出了地方学研究的范围，也是察哈尔地方学所难以承担的。总之，察哈尔学的性质不是地方学或地域文化学，而是以更宏大的学科背景、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从整体史的角度来考量审视察哈尔历史文化。它与蒙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内容是重叠的，是蒙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具有鲜明的特色，既是地区文化，又是中华文化，也是国际性文化；既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又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就其研究对象来说，与蒙古学一样，都具有民族性、区域性、历史性三大特征。但就察哈尔学学科体系来说，又具有多学科性和现实性的特点。

三、察哈尔学的学科体系结构

察哈尔学作为独立存在的学科，符合一般学科的规律和特点，有其独特的体系结构。它作为一门学科体系 是由一些更为具体、更为细密的分支学科结构组成的，而每一个小的分支学科又都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并且有独立存在的资格。探清察哈尔学的学科体系结构，不仅关系到察哈尔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内蒙古自治区乃至中国区域文化研究的理论和范式完善，也关系到察哈尔学能否融入全球历史文化、成为与国际接轨、促进中西方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的成效。

根据察哈尔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不同，结合察哈尔文化研究的现状，笔者将察哈尔学学科体系的分支学科粗略地归纳为以下五大结构板块。

（一）以察哈尔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察哈尔历史学。这是察哈尔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也是察哈尔学得以深入研究发展的主体和基石。

按时间跨度来划分，察哈尔历史学可分为察哈尔通史，就是察哈尔的产生、形成、发展、演变等全过程的历史。察哈尔文化研究促进会主编的《察哈尔史》就是察哈尔通史研究的代表。察哈尔阶段史，就是侧重于察哈尔历史过程中的某一特定阶段的研究，按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可划分为成吉思汗时期察哈尔史，元朝时期察哈尔史，北元时期察哈尔史，清朝时期察哈尔史，民国时期察哈尔史，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察哈尔史，抗日战争时期察哈尔史，解放战争时期察哈尔史。

按空间跨度来划分，察哈尔历史学可分为察哈尔部落史，乌兰察布察哈尔史，锡林郭勒察哈尔史，张家口察哈尔史，新疆察哈尔史，散居全国各地的察哈尔史。

按历史活动领域来划分，察哈尔历史学包括经济史（畜牧业史、手工业史、商业史、交通运输史），政治史（社会活动史、思想史、教育史、宗教史），艺术史（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体育竞技等），风俗史（察哈尔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婚姻、丧葬、岁时节庆、崇尚、禁忌等习俗），军事史（察哈尔部族军事制度），民族关系史（察哈尔蒙古族与汉族的关系、察哈尔部落与其他部落的关系、八旗察哈尔与清朝满族的关系等），科技史（察哈尔手工制作、蒙医药、金属冶炼与锻造技术、居室和交通工具制造技术）等各种专门史。以上诸专门史中，有一些是交叉的甚至是重合的，如察哈尔文化史的研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无论是按时间跨度划分的察哈尔通史、阶段史，按空间范围划分的察哈尔区域史，还是按历史活动领域划分的专门史，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相互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和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没有察哈尔区域史和各专门史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就很难写出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察哈尔通史或阶段史。反之，如果没有较高水平的察哈尔通史和阶段研究成果作依托，区域史和专门史的研究也容易陷入偏狭和片面。察哈尔通史和阶段史同样存在着这种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的关系。

（二）以察哈尔学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察哈尔史料文献学。就是要广泛深入挖掘整理察哈尔人历史活动遗留下的各种信息，科学解读察哈尔历史文化的密码。这些信息的载体就是察哈尔学的资料。这是察哈尔学得以深入研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察哈尔学资料主要包括汉文文献资料（正史、编年史、政书、笔记、方志、碑铭、墓志等）、蒙文文献资料（《蒙古秘史》等专著、蒙古语文学资料、碑铭、墓志等），满文资料（满文档案等），外文资料（俄、德、法、意、英、日、匈等国关于蒙古学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遗址、遗迹、墓葬、壁画、岩画等物质文化遗存资料），流转于北方游牧民族和察哈尔居住区域中的风俗习惯（遗留史料）等。对各种察哈尔史料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轶、训诂、考释的研究，又构成了察哈尔史学更为细密的研究项目。

（三）以察哈尔蒙古语为研究对象的察哈尔语言文字学。这是传承弘扬察哈尔文化的最直接有效的载体。察哈尔部作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护卫，北元历代大汗的亲军和大汗驻帐的中央万户，位居北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成员又是蒙古族各部的人员组成，其文化必然包含有各部落的优点和长处，是蒙古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具有独特的魅力。既保持了蒙古族文化的共性，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积淀，明显地传承了蒙古族宫廷文化的典雅、高贵、庄重的品格。察哈尔蒙古方言（土语）是蒙古族共同语言的一个地方变体，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具有某些与其它部落方言不同的语言特征。但它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有长久的稳固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因此，国家以法律形式确定以察哈尔正蓝旗为代表的察哈尔土语语言为蒙古语标准音，规范了我国蒙古族的共同语言标准。深入研究察哈尔蒙古语言文字的渊源、特点及其与汉语、阿尔泰语、通古斯语等语种的关系，为传承弘扬察哈尔文化提供直接有效的载体，就是察哈尔语言文字学的神圣使命。

（四）以察哈尔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察哈尔理论研究学。如果把察哈尔学比作一棵大树，理论研究就是其主干。搞好理论研究对于推动察哈尔学的深入发展具有极强的牵引促进作用。

随着察哈尔学的不断发展，察哈尔学研究者必然要对察哈尔学研究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理论概括，以促进察哈尔学科学、健康、持续地发展，由此形成以察哈尔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察哈尔学自身发生、发展历程，对察哈尔学家及其研究成果进行研究评价，对察哈尔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考察，对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以指导和引领察哈尔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五）以察哈尔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研究对象的察哈尔应用学。这是察哈尔学推陈出新、学以致用的关键所在。察哈尔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是蒙古族文化的精髓，富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珍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是地方文化产业开发的源泉和基础。如何将察哈尔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文化产业，服务于地方和人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因此，以察哈尔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研究对象的察哈尔应用学，是察哈尔学发展的主要趋势。

察哈尔应用学内容十分丰富，范围十分广阔。应当包括：

1.察哈尔历史文化名人资源的整合与盘活。据史料记载，值得特别推崇和永久性纪念的察哈尔历史文化名人非常多，这些人各有建树。应将这些人通过传记、文学作品、影视剧、名人纪念园等载体，展示给世人，弘扬其民族人文精神，启迪教育后人，促进地区经济文化发展。

2.察哈尔历史题材、文学作品、歌舞等资源的复原和应用。察哈尔文化研究促进会依据察哈尔人西迁戍边的历史创作的《忠勇察哈尔》，获得国家和自治区的多项大奖，就是察哈尔文化研究成果转化的最好例证。察右后旗、集宁区等地组织音乐人演奏阿斯尔等察哈尔传统乐曲，繁荣地方文化已取得很好效果。集宁师范学院组建察哈尔之韵文化艺术团，将察哈尔歌舞搬上舞台，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这些做法都值得借鉴。

3.察哈尔饮食文化的复原及应用。特别是肉食品、奶食品的制作，各种饮品的配制，饮食中的各种礼仪方式等。察哈尔文化研究促进会将察哈尔文化融入地方十大产业的做法值得借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成立内蒙古蒙餐研究中心，致力于蒙餐的研发，效果良好。

4.察哈尔服饰的展示与应用。吸取察哈尔服饰的优点，科学设计现代服饰款式，促进地方服饰产业的发展。

5.察哈尔传统工艺的展示与应用。特别是毛植、葡萄常等为代表的察哈尔民间工艺品的生产与销售，促进地方旅游业的发展。

此外，察哈尔文化的精神、理念、价值的提炼及应用，察哈尔学智库建设、察哈尔学文化产业项目评价体系建设，察哈尔学研究成果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应用等都是察哈尔应用学研究的范畴。

上述五大学科版块结构，在察哈尔学中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作用，同时又相互依赖、相互交叉构成察哈尔学学科的完整体系结构。随着察哈尔学的不断深入研究和发展，将来还会涌现出诸多的学科版块，使察哈尔学的内容发展更加全面充实。

四、察哈尔学的理论和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相应的学科理论，包括学科概念的诠释，学科体系结构的分析、理论指导原则、研究方法的阐述等。学科理论与学科的形成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学科理论也在不断的系统化、完善化，反过来又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和指导原则。察哈尔学概念虽然提出了，但很多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还处于不断探索过程中，一时还不可能形成成熟和完备的学科理论体系，还有待于察哈尔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需要察哈尔学的众多专家不断探索努力。

（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察哈尔学。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写出了一系列的社会科学经典名著，其唯物史观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在当今世界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已经牢固占有了自己的阵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后，我国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境界。作为察哈尔学的研究者，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察哈尔所处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分析察哈尔历史文化现象，研究察哈尔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又要在察哈尔学的研究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二）综合运用各种方法研究察哈尔学。察哈尔学是一门动态的、发展的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问 。它的研究方法也必然是采用变化的不同学科的交叉的研究方法。在具体实践中，要积极采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考古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文献学、语言学、军事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做到多学科交叉兼容，联合攻关取得综合效果。充分运用系统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综合归纳法、田野调查法、纵向比较法、横向比较法、跨学科研究法等多种视角、不同层面进行综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察哈尔学研究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对于内蒙古高校来说，要树立乌兰夫同志所倡导的“教学与科研并重、地区研究与民族研究并举”的理念，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在察哈尔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

文/张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