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特木勒,蒙古族,库伦旗人。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教授、蒙古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完成了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项目《锡林郭勒正蓝旗饮食文化变迁调查》内蒙古高等学校学科研究项目《蒙餐文化专业建设研究》《蒙餐市场专业人才需求及培养方式研究》等项目;《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科研育人工程”专题课题》《锡林郭勒民俗旅游开发研究》《农村牧区新型合作组织现状调查》学院课题等。编译了《畜牧业经济管理》蒙文教材一部。
多年来积极参与内蒙古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各项学术活动,并在察哈尔文化“乌兰哈达论坛”等重要学术平台上发表了多篇价值较高的论文,受到各地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为察哈尔文化研究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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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清官史佐证
明. 《土蛮列传》从嘉靖三十八(公元1559)年开始大量记载了图门汗与明边的事情。可以说图门汗是与明朝边境上度过一生的。在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图门汗驻帐地与明边很近,他的所有行动都与现在的库伦很近的地区进行的。 如辽阳、辽东、广宁、凌河、辽河、义州、海州、盖州等。如果土蛮汗在西拉木伦河北驻帐,这样频繁的军事行动是不可能的。
根据《明神宗实录》、《万历武功录》和《明史·鞑靼传》等记载,把土蛮汗、速把亥、炒花等部对辽东地区的扰犯,编年缕列如下:
一五七三年(万历元年),正月黑石炭、速把亥犯辽阳,四月土蛮犯铁岭。
一五七四年(万历二年),以土蛮、速把亥等犯辽东,金、复 兰二卫被“杀掠数万,村堡芦幹”
一五七五年(万历三年),正月土蛮、速把亥十万骑驰辽阳,十一月土蛮、速把亥、炒花等以二万骑察镐
一五七六年(万历四年),二月土蛮、黑石炭、速把亥五万骑饮马辽河,十月速把亥、炒花、委正等三万骑犯威远堡。
一五七七年(万历五年),土蛮等几无月不犯,二月饮马旧辽阳,五月二十万众走凌河。
一五七九年(万历七年),十月土蛮等四万骑犯前屯。
一五八O年(万历八年),土蛮等“二十余万,空巢而来,略广宁”
一五八一年(万历九年),正月大虏二万余骑犯辽东,十月土蛮等十余万攻广宁。
一五八二年(万历十年),四月速把亥犯义州。以上史实说明,土蛮汗势力连年攻略辽东地区,甚至有的年份攻略两三次,几无月不犯(一五七七年)。这样的连年攻掠,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如果离边很远,不可能这样密集地征战。而且每次出动的兵力都达到了数万甚至数十万,最多时(1580年),达到了二十余万,可以说是“空巢而来,略广宁”。其实土蛮汗三番五次寇掠明边,最终目的还是强迫明朝与之贡市。这么多兵出征土蛮汗肯定亲征。最然没有明确说明土蛮汗从哪儿来,但可以肯定离边很近。
《辽夷略》载:今诸酋皆虎墩兔憨约束之.牧地直广宁,去塞十余里,而市赏皆广宁镇远关。这里也是林丹汗的牧地直达广宁。
据《清太祖实录》载,“先是,察哈尔林丹汗使臣康喀尔拜虎为我国所羁,至是我国使臣亦被系。上风闻我国使臣见杀,欲诛其使者。四贝勒谏曰,恐吾之使臣未必见杀也,或传闻者误耳。察哈尔国有从康喀尔拜虎来者,同被系留,当遣之,俾持书往,约以期归我使者,逾期,戮未晚。上从其言,遂遣同来之人赍书往,若还吾使者,吾亦俾尔使康喀尔拜虎还,否则必杀毋赦。逾期复不至。又北蒙古五部落喀尔喀贝勒屡使人来,言我(之)使臣硕色吴巴什,察哈尔林丹汗已斩之祭旗矣。上复待之月余,谓诸贝勒大臣曰,今逾期月余,吾使被杀无疑也。遂诛康喀尔拜虎。后硕色吴巴什密与守者谋,脱杻械,偕之潜出,徒步逃归。
努尔哈赤回信后等了一个多月,认为他的使臣已被杀,杀掉了林丹汗的使臣。事件前后二个多月,使臣可往来两次的距离来看,当时林丹汗的蒙元汗庭离努尔哈赤的赫图阿拉骑马半个月左右的路程。甚至可以徒步逃归。与《武备志》(卷二百五)《兵略》说:“察汗儿达子大部落,山后地名阿力素等处住牧,系辽东辽阳边外,离边三百里,近努尔哈赤。”的说法一致。对已考证的库伦旗养畜牧河北的额力素是蒙元汗庭的观点是有的证实。
五、民间传说、民歌、地名佐证
(一)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如果蒙元汗庭在库伦地区生产生活过,肯定留一些蛛丝马迹。
日本国著名学者和田清也说:“如果说小库伦地方既有有关憨王的传说,尤其还说有老憨王庙,那末推测这里是察哈尔汗的根据地之一,就大概不会错了”。那么在库伦地区有没与林丹汗和察哈尔蒙古部落的民间传说和老憨王庙呢?
据《蒙古源流》载,林丹汗受精深密乘之灌顶,并修寺庙多项,内中佛像亦俱塑就,依旧制整建(政教))二政焉。又下令将一百零八函的《甘珠尔》经典译成蒙文编纂蒙文大藏经一百零八部,并兴建了 “察干召”(白寺)。
有关林丹汗一百零八函的《甘珠尔》经的历史传说在库伦旗格尔玛喇嘛庙传说中保存了下来。
据《库伦史料》记载,“格尔玛喇嘛庙为三间硬山式,主供格尔玛喇嘛兄弟三人,皆觉行圆满,进入涅槃,成了佛。合称三圣。庙内还藏有一卷在青瓷纸上用金书写的蒙文《甘珠尔经》,其开头二十几页有刀砍的痕迹,据传北元察哈尔部林丹汗被后金皇太极打败时,其所珍藏的三件宝物,即用千两黄金铸造的吗哈噶喇佛像多大完御玺棺继落入后金皇太极手中。这时仅存的一件宝物,即用金书写的蒙文《甘珠尔经》突然一卷接一卷地腾空而起,向外飞去,林丹汗发现后急忙抽刀砍去,结果其中卷被砍伤,未能飞走而留下来了。它是长约二尺,宽约六寸的一部经卷.每逢九月二十二日,请懂蒙文的人到庙里来唪诵这一卷《甘珠尔经》。格尔玛喇嘛为西藏宁玛派喇嘛,即红教喇嘛,1576年北元图门札萨克图汗继承汗位时,召见这位喇嘛拜做经狮,受过宗教洗礼。,因而格尔玛喇嘛为察哈尔部所崇敬,以及建庙供奉。”
这个是一个比较具体而且符合历史背景的传说,不仅有林丹汗的三件宝物的记载,而且还有图门汗与佛教的传说。库伦很多庙的诵经殿藏有和供奉《甘珠尔经》与《丹珠尔经》。吉祥天母(女)神庙,西雅尔乃庙等庙都藏有《甘珠尔经》与《丹珠尔经》的记载。吉祥天母(女)神庙,库伦镇汉人称汗王庙、库伦旗清朝时期为政教合一的旗。
(二)何为库伦?《蒙古秘史》称“库列延”就是大汗帅帐地。也叫库列图。历史上地名叫库伦的有两个地方,一是蒙古国乌兰巴托,叫大库伦,另一个是内蒙古的库伦旗,叫小库伦。他们之间没有一定的关联呢?我看从政、教两个方面都是有关联的。如果没有的话,不可能相提并论的。现在库伦旗叫库列图的村庄和地名很多。额勒顺也有,白银花也有。在库伦地名中有:察哈尔艾乐,察哈林高勒,察哈尔庙等。有的学者说,这是清朝时期从外地搬迁过来的,那么请问,是入乡随俗呢?还是反客为主呢?
(三)《库伦史料》载,“察哈尔、格尔玛喇嘛和固森图克三庙通称察哈尔三庙。察哈尔三庙每年秋后从辽宁省义县境内纳贡,做为香火费用。”
(四)库伦《察哈尔八旗》的民歌中唱道:“太阳升起的时候,云雾缭绕在天边,自己的故乡察哈尔八旗,不知在多远的地方。这首民歌应该能够说明问题,是林丹汗的孙子布尔尼叛乱后把所属察哈尔属民迁到宣化、大同以北地区后没有迁走人民的唱出来的民歌。
(五)库伦旗是安代文化之乡,安代舞在《蒙古秘史》中也有记载,“忽图剌被推选为可汗时,蒙古部众“在繁茂的树荫下,跳舞,欢宴 ,把杂草踏烂,地皮也踏破了。”这段文字另有译文为“绕蓬松树而舞蹈,直踏出没肋之蹊,没膝之尘矣。”这段文字披露的信息是安代舞迭卜先是与可汗有关系的。不是随便跳的。安代能够在库伦流传下来,我认为与蒙古汗庭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在库伦旗有这么多与察哈尔有关的传说、民歌、地名(村落、河流)呢?内蒙古其他地方包括现在的锡林郭勒盟都没有呢?难道我们视而不见吗?以上佐证也能够证明库伦地区是蒙元汗庭帅帐地,是察哈尔部落的大本营。
关于瓦齐尔图察汗浩特
根据《土蛮列传》记载,土蛮与明朝的摩擦地点无一例外的都发生在辽东地区,如果汗庭的帅帐地在阿鲁科尔沁,那么土蛮汗直逼北京,不可能舍近求远扰边辽东,就算扰边也得扰独石口为中心进行,不可能是辽东。特别是林丹汗时期,辽东战事频繁,其中除了明朝与后金的战事外还有蒙古汗庭与后金的战事,关系到后金的成败。我们用外交与军事角度去考察这一时期的三国关系,如果蒙古汗庭的辽东的利益没有直接受到威胁,那么蒙古汗庭绝对不与明朝边外的后金势力那么早的交涉和交战。蒙古汗庭如果在阿鲁科尔沁肯定不插手天高皇帝远的事情,至少不那么早地进行交战。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当时后金的崛起是在蒙古汗庭的眼皮底下,家门口,直接与自己在辽东的切身利益有关系,且早期后金的势力是从赫图阿拉向西北方向发展,对明朝边墙外的蒙古驻牧地造成了直接威胁,后金的早期战事不是与明朝进行的,而是和蒙古汗庭进行的,主要目的是壮大自己的实力,再与明朝进行交战,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胜利。这个时期后金统帅们心里都有谋略,而且一步步逼近核心利益,从联姻开始到歃血盟誓,分享座天下的统治大业,给当时的科尔沁等王室的影响确实与林丹汗有天地差别。所以后金在1616年建国后,林丹汗在阿鲁科尔沁的罕苏木,建了瓦齐尔图察汗浩特,想把他的帅帐地从库伦额勒素迁到这里,但根据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民俗学家帕.都格尔先生于1984年的考察论证和有关史料推断林丹汗没有在瓦齐尔图察汗浩特座朝问政,而是瞄准了俺达汗的厚合浩特。主要原因是建瓦齐尔图察汗浩特时请南蛮子(当地老百姓对风水先生的统称)选址,风水先生选给他选的正门选在了亡国向上了,讨厌了这个浩特;且后金步步逼近,战事危机,向西转移了。最后当地居民把瓦齐尔图察汗浩特拆后盖了罕苏木庙,根据蒙古人的传统和习俗,林丹汗如果在瓦齐尔图察汗浩特座朝问政,指挥过蒙古大军的话,他的臣民不可能拆了他的宫殿,如果这里的人民是他所属部落遗民的话也不可能拆了他的宫殿建庙的,而是阿鲁科尔沁部落是较早归顺了后金王朝,且与林丹汗有摩擦的部落,所以林丹汗败走了之后在清朝王公的授意下就拆了他的宫殿。是一种报复行为,也是邀功乞赏的行为。库伦人没有拆吉祥天母(女)庙是因为是他的属民、遗民。
以上是本人的有关蒙古汗庭东迁之地的初步考证,由于本人条件所限很多史料还没有涉猎到,我相信会有更详细的史料证明和更多的学者会支持本人的这一论证考述。
文章来源:2019“察哈尔文化·乌兰哈达论坛”论文集
编辑/吴晓倩
审核/温都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