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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席慕蓉散文对“原乡”的建构、解构和重构


编者按:乔亚楠,蒙古族,呼和浩特市文联编辑,民族文学硕士,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

积极参与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各项学术活动,并在察哈尔文化锡林郭勒论坛”“乌兰哈达论坛等重要学术平台上发表了价值较高的论文,为察哈尔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社科普及


当代著名蒙古族女作家席慕蓉,散文创作数量丰厚。她的祖籍是内蒙古察哈尔盟明安旗,家族成员都是蒙古贵胄,但在日军侵袭草原时却不得不举家逃难。席慕蓉出生在重庆——全家的避难路上,此后随着家人辗转漂泊,从重庆到南京、香港,最终定居台湾,其间曾赴比利时求学。在人生的前半程,席慕蓉从未有机会踏上蒙古高原,她曾说:“蒙古是我的故乡,我没有在那里生长,所以是我的原乡。”因此席慕蓉心中的“原乡”即为蒙古高原。本文就席慕蓉的散文中由民族意识所衍生的对“原乡”的情感,探析席慕蓉散文对“原乡”的建构、解构和重构。

一、建构“原乡”:多彩草原,放歌牧羊

在弗朗茨·法农看来:“在殖民统治之下,民族文化是一个扎眼的东西,总要遭到有系统的毁灭。它很快就变成了一种遭人嫌恨的神秘文化。”席慕蓉的“原乡情结”出现在初中的一堂地理课上,她很喜欢的老师突然“用非常武断的字眼来描述内蒙古,并且不停地取笑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蒙古民族”。在老师的滔滔不绝和同学的哄堂大笑中,席慕蓉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离开了族群的蒙古人。

霍米巴巴曾提出身份的“混杂性”这一意涵,席慕蓉便是如此:“我有一个很美丽的汉文名字,可是那其实是我的蒙文名字的译音而已,我有一个更美丽的蒙文名字,可是却从来没有机会用它。我会说国话、广东话、英文和法文,我可以很流利地说甚至唱,可是我却不能用蒙古语唱完一首歌,我熟读很多国家的历史,我走过很多国家的城市,我甚至去了印度和尼泊尔,可是我却从来没见过我的故乡。

作家受到了困扰,他决定记住自己是什么。作为一个客居台湾的蒙古族女作家,席慕蓉追寻着自己血脉和精神的“原乡”,在散文中书写着乡情乡愁。通过《父亲教我的歌》、《母亲的河》、《莲座上的佛》、《梦境》等散文可以窥见:席慕蓉的乡愁在外婆讲述的故事中的希喇穆伦河里;在父亲教她的蒙语歌里;在台湾一年一度的圣祖大祭中;在香港选购的印石和喀什米尔买到的发饰里;在尼泊尔一家手工艺品店店主所诵读的一句经文里;在石门乡间突然发现的一只鸟上;在卢森堡一个芳草萋萋的山坡上;在台重庆南路的一家书店里读到的一首诗中。

席慕蓉在散文中曾几度写到自己因思乡而落泪,幼小的儿女都明白了母亲对故土真挚的情感,连作家张晓风都曾说:“若要和席慕蓉做朋友,就一定要忍受她的内蒙古。”乡愁是流浪在外的人们共有的情愫,从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到余光中的“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如同一种“集体潜意识”般,乡愁成为了古今中外文人们创作的重要母题。作为一名蒙古族作家,席慕蓉抒发的乡愁却同中有异:虽然成长在南岛,北国风光所特有的塞外草原、祁连山脉、万里长城是她散文中频繁出现的景象,使得她的文字在细腻中饱含豪迈,刚强又不失柔情。在《飘蓬》、《无边的回忆》等散文中,席慕蓉曾多次写到自己对“原乡”的遐想:“我穿着鲜红的裙子,从山坡上唱着歌走下来,白色的羊群随着我温顺地走过草原,在草原的尽头,是那一层一层的紫色山脉”。这段文字虽出于作者的想象,但也并不失真,席慕蓉用“鲜红”、“白色”、“紫色”等鲜明的色泽描绘了一副形象生动的草原图景,而这无论与中原还是南疆相比都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综上,“由于本土作家不是民族的一部分,与自己的人民只有一些外围关系,所以他满足于仅只追忆他们的生活。他从记忆深处勾起童年的时光,消失的往事;用借来的唯美主义和人家天空下发现的世界观重新阐释古老的传说。”这一时期席慕蓉借助于外界的图文、物件和家人的追忆、话语,通过想象“拼凑”、建构了一个“多彩草原,放歌牧羊”的“原乡”。

二、解构“原乡”:草原辽阔,文化丰硕

1989年是席慕蓉与蒙古高原的关系发生转折的结点,也是其散文近乎转型的时间点。对蒙古高原魂牵梦绕、朝思暮想却只能“第二手”建构“原乡”的席慕蓉,在这一年终于可以回到祖辈生长的家园。席慕蓉终于与“原乡”相逢相拥时,草原的广阔和文化的丰富超乎她的意料,她称自己如候鸟“鸿雁”一般,每年都要北上归乡。

1989年起,席慕蓉几乎已走遍蒙古高原及生长在这片大地上的所有蒙古部落,除此之外,她也探访与之关联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她潜心学习蒙文、阅读史料、拜访牧民、了解文化。其心态由对本民族的珍爱扩展为对所有民族及其文化的敬畏。而其“原乡”书写也经历了由想象到写实和由“客观资料”到“主观经验”的转变,并在此过程中对“原乡”进行了“解构”。“几十年来,在心里不知道试着给自己描绘了多少次,可是,眼前的景色,却是从来也想象不出的辽阔与美丽。”原来草原要远比她想象中更“辽阔与美丽”。“牧羊女”的角色于她而言,是浪漫的想象,但母亲却告诉她作为蒙古贵族后裔,她的身份根本不需要她去放牧。而当席慕蓉走进“父亲的草原”,发现家族“那传说里的总管府邸,那许多的建筑和排成长长一列的蒙古包”却在几十年里早已变成一片“废墟”。她方才明了这些才是真实的“原乡”。

回到蒙古高原的席慕蓉,欢乐和悲伤、感恩和自责同在,未曾改变和日益增长的是对“原乡”的爱。在对于“原乡”进行的系列解构中,席慕蓉最为震撼和悲痛的是发现“原乡”文化的丰实和外界的种种“误读”。就像是她曾问老师蒙古人有没有写过诗,老师却说认为整日骑马打仗的蒙古人不会写诗。当她回到内蒙古才发现蒙古族诗人创作的诗歌浩如烟海,因此她写下了《远处的星光》一文

“战斗阶段,他们觉得需要向自己的民族诉说,需要作文造句以表达人民的心声,需要传达新的行动信息。”面对蒙古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外界的“误读”,席慕蓉决心拿起“手中的笔”,在交织复杂的情感中,写下了数篇散文,在其散文合集《追寻梦土》和《蒙文课》里,“在那遥远的地方”一章讲述了她初回“原乡”的过程和心境;《歌王哈札布》、《丹僧叔叔》、《父与女》、《异乡的河流》等记录了几位当代蒙古族领袖人物的坎坷一生;《嘉丝勒》、《远处的星光》、《苍穹·腾格里》等描绘了妇女头饰、诗歌、敖包等多样民族文化;“盛宴”一章则对蒙古高原和众多游牧民族从古至今的历史、地理、宗教、生物、语言等方面都进行了描绘。通过行走和书写,席慕蓉解构出一个比单一的“多彩草原,放歌牧羊“更丰富的“草原辽阔,文化丰硕”的“原乡”图景。

三、重构“原乡”:生态破坏,文化割裂

在新世纪,目睹“原乡”生态的破坏和民族文化的流失,席慕蓉的散文集《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出炉了,在这本散文集中席慕蓉与指代所有蒙古族儿童的“海日汗”分享和教诲自己追寻梦土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同时对蒙古高原及游牧文化的全貌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挖掘展示和价值肯定。

初回蒙古高原,席慕蓉欣喜于草原的美丽风光,未曾想从1989年至今的近三十年里,水草丰美的草原母亲也变得面目全非:“无论是地表上的大规模开采露天煤矿,以及地下层的开采天然气和挖凿珍惜矿产,再加上大面积的种植、设厂、农耕移民人口的急速增加、城镇的不断扩大、地产商人的炒作等等;更可怕的是,以照顾牧业为出发点,却恰恰反其道而行地在草原上竖起了无穷无尽的铁丝网。把原本需要互助合作的团队精神,以及靠着不断移动迁徙才得以保持的草原生机,都一一割裂和毁弃了,导致游牧文化的消失与质变”。至此,席慕蓉一改温婉笔法,在其散文作品中抨击土地沙化、过度采掘、煤矿开采、禁牧圈养等对草原造成的破坏,并郑重说明草原及其孕育的文化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席慕蓉著文呼吁人们关注草原,在她看来饱受创伤的草原犹如地球之肺。草原不仅是属于蒙古人的,更是属于全世界的,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关注和抢救。“生态文学主要是指那些敏感地对现代世界生态危机加以揭示,对其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加以批判,对导致生态危机的现代文明加以反省的作品”。席慕蓉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关心与书写,彰显了她对自然的热爱与强烈的责任感,同时也使得其作品拥有了生态文学的价值。在近些年的散文作品里,目睹严重的生态文化危机,席慕蓉重构了面临生态破坏和文化割裂的“原乡”,其重构是对“原乡”的再解构,与先前“草原辽阔,文化丰硕”的“原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与她之前充满感性的文字相比,席慕蓉本时期的散文更富有理性。

四、结语

作为一个“高原的孩子”,席慕蓉经历了远离、走近、探寻蒙古高原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她对“原乡”进行了三重构建,即建构、解构和重构。从想象的“原乡”到写实的“原乡”,从“多彩草原,放歌牧羊”到“草原辽阔,文化丰硕”,再到“生态破坏,文化割裂”,她一遍遍确认和书写“原乡”,也呈现了其“原乡”的丰富性和立体性。席慕蓉的散文作品仿若悠远的牧歌一般,从她写作的书桌传到了祖国大江南北,且余音袅袅、亮点诸多,譬如其对家国的惦念,对女性的关注,对生命的哲思等等,都值得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文章来源:2018“察哈尔文化·锡林郭勒论坛”论文集

编辑/吴晓倩

审核/都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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