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正黄旗牛羊群，是清朝时察哈尔三旗牛羊群之一，另两群分别为镶黄旗牛羊群和正白旗牛羊群。三旗牛羊群是清朝时在察哈尔兴办的大型畜牧业牧场，具有集牧养和畜产品加工制作为一体的职能。在行政级别上则与当时的“旗”相当。察哈尔三旗牛羊群是继太卜寺左右翼马厂、商都达布逊淖尔驼马厂之后又一畜牧业经济体。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亲征噶尔丹，在今蒙古国昭莫都大败噶尔丹，并缴获了大批牲畜。于是将其中的20多万头（只）牛羊投放到察哈尔地区水草丰美的张家口外正黄、镶黄、正白三旗，抽调牧户分别筹组了牛羊群，成为国家牧厂。这就是察哈尔三旗牛羊群的来历。由此形成察哈尔畜牧业与其他蒙古族部落不同的经济形式和特点。

正黄旗牛群牧场在今丰镇市东部、兴和县南部，傍太卜寺右翼马厂西、北部一带，旧称“康湖”，今称“葛胡”夭，位于今丰镇市、兴和县交界地带。“康湖（葛胡）”是蒙古语“呼和”的变音词，指“青色”。缘由这一带山脉含有石墨，呈青色，特别是在葛胡夭，山石格外显得深色，故名。

正黄旗羊群牧场则在今察右前旗东部、兴和县西南部，“群”驻地为今兴和县鄂尔栋乡的“鄂卜坪”。鄂卜坪山原名“恼木根山”，是由其形如“弓”而得名。山上垒有敖包，山下建有寺庙。鄂卜坪村叫“哈卜泉”系蒙古语，居两山之间，意为“峡谷”。

羊群牧场有山有水，风景优美，“善斯尔”山（汉语谐音“山水岭”）上有祭祀苍天的敖包，“莎茹拉”（汉语谐音“三瑞里”）草原（即今五号滩）茫芒辽阔。现今的村落“羊合圐圙”、“庄合圐圙”均为蒙古语，是当时羊群的“大”、“小”场圈。

牛羊群的负责人称“忽西达”（总管）。牛羊群“初设总管1人，副总管2人。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增置防汛三旗牧厂副总管1人，防守尉章京4人”， 下设有五什长、梅林、专俸。每一专俸负责几群的通讯联络事宜，还设火役专管祭火等仪式，均由德高望重者担任。羊群每200只（后上千只不等）为一群，每群4（户）人：负责1人，梅林1人，放牧1人，帮工或值更（下夜）1人。畜群在划定的区域逐水草而居，随春夏秋冬四季倒场轮牧，靠天养畜。牧民自行解决坐骑、毡包，可牧养自己的少量羊只、奶牛。经营皇家畜群，实质是一种国家“苏鲁克”制，即以劳役的形式，将畜群交与属民牧放。

三旗牛羊群由朝廷庆丰司管辖。庆丰司负责牛羊畜牧事务，供宫廷祭祀、礼仪、食用所需。对各牛羊牧群，庆丰司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要求。牛群每过6年，羊群每过3年，都要由大臣、侍卫和该处总管亲临查验，清点数目，均分畜群。同时还要对牛羊群的饲养管理状况进行核查，以定赏罚。“每3年定为3牛孳生1牛，每6羊孳生5羊”。

援引相关资料可知：三旗牛羊群等每年定期或不定期送交朝廷贡品牛羊。皇室对牛羊的需求量很大，主要用于：祭祀用牛羊。牛羊是祭祀贡品中不可或缺的贡品；御膳及各种宴会食物所用牛羊。皇帝进膳用的奶豆腐奶酪都是每天由京城牛圈取来牛奶制作而成。皇帝用乳牛50头，皇后用25头，贵妃用4头，妃用3头，嫔用2头，贵人、常在在各分例内取用；皇帝巡幸沿途需要用牛羊。全程往返随时应用。如皇帝驾幸木兰去打猎，备带茶房所用挤奶奶牛75头，到了中途，将奶牛拨回，再由张家口外游牧处前期在“宝日浩特”预备奶牛100头接续带往打猎地区。膳房所用羊100只，由张家口外游牧处选出大尾肥羊400只、达里冈嘎羊100只，前期送至热河200只，宝日浩特300只牧放预备应用。返回时，由京城接来奶牛75头、羊50只，一路用至京城。让皇帝和一路随行的大小官员能喝上新鲜的牛奶，吃上鲜美的羊肉；皇子公主婚嫁，庆丰司为其提供礼牛礼羊。皇子婚礼，成婚用羊45只，合卺用羊5只。公主初遇喜生子给牛4头，羊40只；生女给牛2头，羊20只；喇嘛诵经提供牛羊；还有驿站所用等。

以上日常所用牛羊，平时由三旗等牧群送往京城内外的牛羊圈饲养，以备皇宫所用。如果紫禁城内圈不足，就取用南苑外圈的，外圈不足，就再直接取用牧群的。如雍正九年（1731年）向张家口外游牧群领用羊3500只。乾隆十七年(1752年)，内务府膳房一年所用羊只由张家口外游牧群取用5000只。而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时，由于赏赐将军大臣兵丁等饭食、筵宴等原因，羊又不够用，之后每年向游牧群取羊8000只。

同时，奶制品需求量也很大。三旗牛群每年要向膳房交奶油1397·8斤，奶豆腐619斤，奶酒2530斤，并负责运送到京城。

在今河北省张北县（县城蒙古语称“哈尔巴勒嘎斯”）东北“温都尔”山（属二台乡）的集镇——“宝日浩特”，清时这里是察哈尔三旗群专为皇宫制作奶食品、肉食品的基地，为此还特地修建起了“宝日庙”。每年4月到9月由内务府派官吏和专门人员从正黄、镶黄、正蓝三旗牛群征集奶牛，挤奶加工贡品奶食。

由于专门从事服务于清朝皇室、王公大臣的肉食、奶制品需求的生产和加工，牛羊肉制品种类多样，工艺精湛，品位高雅，质量上乘，富有宫廷风格和考究；乳制品精工细作、花色齐全、美观精致，口味独到。勘称蒙古饮食文化的珍品和精华，彰显了蒙古族传统肉食和乳制品生产制作工艺的博大精深和最高成就，形成察哈尔部独树一帜的草原畜牧业文化和饮食文化。

每年春秋两季，庆丰司剪取羊毛送交武备院。张家口外及达里冈嘎、养息木牧场各牧群，如有倒毙牛羊，则牛皮上交武备院，羊皮换取羊只补充不足。

牧人的劳动几乎是无偿的。风调雨顺，冬春季不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牧群安然，牧工亦可有一定的赏赐。如果完不成核定指标，或有损失，则要责罚、赔偿，甚至畜群可能要被转承他人。

清朝前期牛羊群不断增长，畜牧业曾有很大发展。“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仅口外牧场就有……牛6万头，羊20多万只”，可见牧畜繁衍之盛。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到光绪朝张家口外察哈尔三旗，尚有牛群40群，每群300头。其中正黄旗养牛13群。有羊群140群，每群1100只。其中正黄旗养羊50群。

清雍正时期，由于实行“借地养民”政策，牧场开始垦殖，逐渐缩小。乾隆年间牛羊群北移“阿尔泰”军台第三、四台西南，约今河北省张北县海流图、丹晶河及安固里淖尔一带。

这里有13条清澈见底的河流，有浩淼的安固里、青格里两大（淖尔）水泊。“蓝天下辽阔的牧场，遍布的羊群就像朵朵白云，（牛）如同银河里的星辰，多得数也数不清”。每当忆及历史上牛羊群的兴旺时期，人们自然难忘这一景象。

然而，这一时期未能持续多久。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将东起哈檀和硕（今兴和县高庙子东石嘴），西至实巴尔台（今丰镇市巨宝庄乡）迤长200里，招民认垦。到清光绪年间，牧场开垦愈演愈烈，牛羊群“游牧介于已开民地之间，很难繁衍生殖。汉民也因牧群践踏庄稼，双方时有冲突和矛盾。”几无牧放之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贻谷上任垦务大臣，“经与商都牧群总管等商会，将该牧群东南达布逊诺尔地方，东由霍岳尔霍罗起，西至苏济止，长87里，南由民地壕堑起，向北宽15里，垒立土堆为界，指给正黄旗牛群迁移游牧；由帕兰营子（今兴和县团结乡十四苏木东营村）起，向北沿壕堑至毛盖乌珠山为西界，由毛盖乌珠山至图尔根察罕止为北界，由图尔根察罕顺库伦（张库）大道至察罕诺尔边止为东界，从北折回，至帕兰营子为南界。计折合宽23里、长100里，拨给正黄旗羊群移牧”。牛羊群虽有了暂栖之地，但生产经营日益不景气。

清末，为了防御贼盗，羊群成立了有20人的护群马队。

1912年民国成立，清朝被推翻，牧群却平静地度过了这一改朝换代的大变革期。随后，民国政府便要羊群提供军马，为此曾一度转换经营为马群。护群马队扩大到40人，一半为护边警备队，一半仍为护群队。

1913年发生了“癸丑之乱”，两群的牧民在极度担忧中侥幸躲过了战火硝烟，然而让他们心惊胆战的是牧场周围趋之若鹜的农垦者的犁杖。小小犁铧竟然比钢枪大炮都厉害，时不时便会耕翻牧地。眼看着日渐缩小的草场，牧人们心急如焚，深深陷入将又一次失去家园的无奈之中。

1914年2月，北洋政府内务、农商、财政等部及蒙藏院联合制定了《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和《垦辟蒙荒奖励办法》。地方上层大肆放垦行为泛滥成灾，屡禁不止；国家“垦辟”成为合法。1915年又公布了《边荒条例》，公然抢夺了牧人赖以生存的草牧场。1916年，察哈尔各地成立垦务机构，长城外边地垦殖已是大势所趋。4月，牛羊群所在商都地区设治局亦成立，局址在七台，公开招垦。于是口里农民像决堤的洪水，纷纷云集到商都牧群，堂而皇之编号掣签，认领土地，开荒定居，各归乐土。牧人苦不堪言。

1917年，根据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的安排，正黄旗牛羊群以及镶黄旗牛羊群均东移正白、镶白两旗。

正黄旗牛群于1918—1920年陆续来到原镶白旗第13苏木的扎鲁特、查干敖包、浩勒宝、乌金泰、德都河一带。1937年，由三旗牛羊群为主组建了“明安旗”， 正黄旗牛群被划为明安旗第五、六苏木。

正黄旗羊群则经化德、康宝一带游牧，于1918年到达原正白旗第五、六、十苏木，即今太仆寺旗的大小特莫图山、秉德热庙、九宝地一带（故此，今称“羊群滩”）。然而不到一年，由于该地他属，便又向东北移到现址；散居在东临桃力河，南至头苏木敖包，西邻“羊群滩”，北靠奈曼山的桃力苏木地。后划为明安旗第七、八、九、十苏木。

1949年，明安旗与太仆寺旗合并为明安太卜寺右翼联合旗，1956年撤销，设立由原正白、镶白两旗合并的正镶白旗，原正黄旗牛、羊群亦同辖于正镶白旗。

正黄旗牛羊“两群”担负史命长达200多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