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察哈尔部历来是一个意志坚强、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的英雄部落；到了满清时期，采用各种手段和措施对蒙古察哈尔部进行全面控制，导致曾经英雄的部落意志衰退，战斗力下降，生产生活极度贫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蒙古察哈尔部的广大牧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了主，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的40年来，蒙古民族的生产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真正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通过这篇论文，让后人把前后几百年的历史对比起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也让后人深刻懂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伟大的国家。 

公元一六七五年，清王朝征服察哈尔后，为了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在政治上对察哈尔蒙古族采取“大内迁”、“掺沙子”、“分散安置”的政策，实行直属清朝管辖的八旗制度；在文化上对察哈尔蒙古族实行“愚民政策”，广建寺庙，大兴佛教，严禁与汉族和其他民族、部落通婚和进行文化交流，在经济上实行普遍的兵饷制和宫廷、皇室的苏鲁克制度，禁止与其他蒙古族各部和汉族进行贸易往来。在满清统治的二百多年间，察哈尔蒙古族不仅饱尝失去独立自主的奴役生活，而且，畜牧业经济曾有一度的繁荣再次陷入衰落，导致广大劳动牧民日益贫困化。

清中叶前，满清统治者对察哈尔蒙古族采取了一系列封禁政策和防范措施，这一方面实现清廷分散。孤立察哈尔蒙古族，使其长期处于游牧经济的封闭、落后状态；但另一方面都为察哈尔蒙古族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的条件和机遇，产生了与满清统治者愿望相反的后果，使察哈尔八旗及各牧群的畜牧业生产又一次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同时察哈尔蒙古族经济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促进了以畜牧业为主，兼有农业和商业等多种经济结构的形成。

清政府对察哈尔部实行政治、军事、生产三位一体的八旗等级制度，将六十岁以下所有男性公民（喇嘛外）都编入军事编制，享受军饷银两，平时生产、战时出征。十八岁以上适龄男丁为贝热（现役护军），年饷二十四两；十八岁以下男丁为胡雅格（预备役马甲），年饷为十二两。同时对察哈尔八旗的官员给予不同等级的俸禄。如安本（总管），年俸银二百两；伊和扎楞（正参领）年俸银一百八十两，伊勒格扎楞（副参领），因是由孔督、转达等转任的协理职务，故俸禄按原职；章京（左领）年俸一百两，孔都（骁骑校）、转达（护卫军）、哈温（捕盗官），年俸各七十二两。清政府所以对察哈尔各旗开支这样一大笔银两，其目的是，既利用察哈尔蒙古族英勇善战的特点，保持一支随时供清廷调遣作战的常备军事力量，对把察哈尔蒙古族束缚在严格的军事制度内，助长其靠军饷俸禄生活的消极依赖思想，削弱其反抗意识，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战略意图。然而，军饷俸禄制度在客观上成为察哈尔蒙古族人民保证一般温饱生活的经济来源，有利于察哈尔蒙古族人民休养生息。

清政府为了换取察哈尔蒙古封建主对清廷的支持，不仅在经济上对察哈尔旗、苏木的官员给予数倍于箭丁的俸禄，而且在政治上为维护其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规定了大、小官员均有役使不同数额的高其格（随丁）的权利，如安本（总管），可有二十名高其格，孔督、转达要有一名高其格。实现了通过察哈尔封建贵族和官员间接统治察哈尔蒙古族人民的目的。

十九世纪中叶，由于清政府日趋腐败，遭受帝国列强的侵略，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清政府为了延缓封建专制统治的寿命，屈从于帝国主义，加强了对广大蒙古族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察哈尔十二旗、群的畜牧业经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经济衰退，人丁下降，牲畜大减，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化。

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俄、美、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相继侵入中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不仅侵占我国大片领土，而且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次年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强迫中国“赔偿”各国军费四亿五千万两。清政府下令察哈尔八旗割让土地，筹措银两，分别交于当地洋教堂，作为向列强的赔偿。如：察哈尔正黄旗由头苏木和十五苏木拨出土地五百顷；正红旗从全旗官兵两年的银饷中拨出白银一千五百两；镶蓝旗五苏木和八苏木拨出土地三百五十顷；镶红旗由五苏木（岱海滩）和十苏木划出土地三百五十顷。这些洋教堂仗恃不平等条约，以明买一亩，实霸二亩等欺诈手段，更加肆无忌惮地强占或以低价强买牧民的土地，并以调查义和团成员为名，在教区自助筑围堡，私设公堂，自置武装。

清朝末年，由于列强对我边疆地区的侵略活动的日益加剧，不少清朝官吏提出，筹边改制，放垦蒙地的建议。同时由于清政府屈从列强，签署条约，赔偿银两，使其经济上入不敷出，赤字累累。清政府为了寻求生财之道，支撑垂危的王朝，遂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开始，对察哈尔蒙古地区，推行了所谓“移民实边”的新政。“移民实边”的主要内容就是圈垦察蒙旗牧场，勘丈蒙旗农田，并在垦丈地区大量移住内地汉民，增设厅、县建制。

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清政府派兵部侍郎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谷到任后，在归化设垦务总局，在察哈尔右翼设丰镇押荒局，在宁远（现在的凉城）设垦务分局，在察哈尔左翼设立察哈尔右翼垦务分局，开始在察哈尔地区全面推行放垦察蒙地。关于当时垦务方法，贻谷在足年十二月的奏文中说道：“右翼垦地规章，以三百六十弓为一亩，每亩牧押皇银二钱，办公粮银一钱。与办公一钱之内，以六分作局所经费，四分作蒙旗协同办垦公务费”。从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察哈尔左、右翼共清丈二万六千余顷，除沙漠、盐、碱地和道路外，大片优良牧场就这样开垦了。由于大量放垦牧场和设立厅县，察哈尔旗境大为缩小，察哈尔右翼四旗和太卜寺左、右两翼牧群及明安牧群辖境地大部分被分割，迫使大量牧户不断内迁，垦牧日甚，牧业破坏愈烈，察哈尔右翼四旗和太卜寺两翼牧群的畜牧业开始破产。

由于清政府改变了察哈尔蒙古族的传统经济结构，农业的比重大为上升。有些放垦地区的蒙古牧民大量失去原有草场，迫不得已改务陌生的农耕成为农民。但多数牧民自己不会耕种，迫于生活又不得不种，故多采取租佃形成经营，还采取一些出租，分成等一些办法经营谋生。

总之，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在商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力量的冲击下，促进了封建领主制生产关系的崩溃和新兴牧主经济及地主经济的出现，察哈尔蒙古族农业的自身发展，虽然对察哈尔蒙古族地区农牧业的相互调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清政府为了搜刮巨额荒银，强制推行放垦察蒙地的所谓“移民实边”新政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其消极影响大于积极作用，贻害深远。

文/乌宁吉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