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察哈尔——锡林郭勒草原，元代属于上都地区，忽必烈的龙兴之地，大元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上都城既是草原游牧文化的中心，又是草原丝绸之路的新起点，中外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府（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称汗，随即建立元朝。后来忽必烈迁都燕京（今北京），称大都，开平府改称上都。自此，元朝正式形成所谓“双都制”：上都和大都并称两都。每年夏季，元朝皇帝携臣僚、嫔妃到上都避暑，处理政务。当时，元上都已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草原都城，大元帝国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以上历史情况说明，元明时代的察哈尔地区，由于历代蒙古汗廷驻地于此，长期经营，成为蒙古族的首善之地。与此相关，由于蒙古大汗驻牧于察哈尔，这里的宫廷音乐得到长足发展，并对该地区民间音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元朝灭亡后，妥懽帖睦尔退往上都，后转移到现在克什克腾旗境内的应昌府。察哈尔部的前身“怯薜” 亲军，护卫宫廷转战各地，为北元政权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延至北元中期，巴图孟克达延汗驻帐察哈尔，将其划为“六万户蒙古”之首。察哈尔蒙古部落强盛一时，成为全蒙古的统治中心。

产生于锡林郭勒盟原察哈尔地区的古典宴乐——《阿斯尔》，为蒙古族器乐艺术的珍品，经过一代一代民间艺术家的精心培育，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阿斯尔》的历史源流、文化基因、美学特质、传播范围、象征符号等诸方面一直是学界探讨的话题，在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下更显得尤为珍贵。从地理分布上来看，有学者认为，蒙古国现今依然保存着歌词的长调“阿斯尔”，而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原察哈尔地区则保留着纯器乐曲曲牌的“阿斯尔”。有人推测阿斯尔的歌词还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共同歌曲“古如歌”里个别歌词是相似的，有待进一步研究。阿斯尔作为民间器乐曲曲调，现如今出于舞台综合表现蒙古族音乐符号之需，又被冠以三位一体的“宫廷歌舞乐”之名。自2000年以来，东部阜新地区发现有同样名称的“阿斯儒”以后，民族音乐事象在时间和空间的传播的问题则被再一次提及。“音乐事象”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传播中总是会出现新的形式和名称，如来源于汉族“八板”音乐的“八音”在锡林郭勒盟地区被称之为“八谱儿阿斯尔”，实则是被冠以了当地“阿斯尔”音乐文化的标签。阿斯尔不仅是民间器乐曲，还保留着歌词的形式。阿斯尔的语义无论从“阿斯尔塔格塔”的演奏场合之意还是“阿苏茹赛罕”的崇高伟大，都赋予了它表现内容和形式的庄严，从而使阿斯尔（或称阿苏茹）具有宴乐的欢愉性和雅乐的崇高性并存。

明确的产生年代的定位会解决一系列学术问题。诸如阿斯尔是宫廷音乐的属性，还是王府音乐的属性；是宴乐的属性，还是雅乐的属性。看来对其研究应该从历史学、文献学、音乐形态学等学科综合进行分析。在综合考察和研究察哈尔这一地区的乐种、歌种的时候，无疑会看到宫廷歌曲、长调宴歌与阿斯尔为代表的器乐音乐之间的紧密联系。那么，当代的《阿斯尔》究竟是什么形态的音乐？是在什么历史阶段产生的音乐？《阿斯尔》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是其独特的魅力所在，但我们需要从它的多彩魅力中进行冷静的思考。笔者认为，《阿斯尔》从历史与文化语境中走来，在当今的发展属于察哈尔文化重构的产物，这种重构是多次的。

一、察哈尔部蒙古族器乐曲《阿斯尔》的历时性考察

（一）察哈尔——蒙古族器乐文化的渊薮

我们讨论蒙古族的器乐合奏，首先必须提及北元时期的蒙古宫廷音乐。“林丹·虎墩兔汗是蒙古察哈尔部封建主，亦是北元的末代可汗，在位凡30余年。林丹汗宫廷里，有一部规模较大的宫廷音乐，由《笳吹乐章》与《番部合奏》两部分组成，大约是从北元时代传袭而来。”1634年，林丹汗为清兵所败。次年，林丹汗太子与皇后率部降清，蒙古北元政权宣告灭亡。林丹汗帐中的宫廷音乐，包括乐器、乐师、歌工在内，均为清兵所获。《清会典》卷四十二《乐部》中列举“四裔之乐”，其中提到“蒙古乐”：“太宗文皇帝平定察哈尔，获其乐，列于‘燕乐’，是曰‘蒙古乐曲’。”

清军卤获林丹汗的宫廷音乐后，将其纳入自己的宫廷音乐，由“什榜处”管理，长期在清宫中演奏。关于林丹汗宫廷乐队的乐器编制，《清会典》中也做了详细记载：“有笳吹，有番部合奏。笳吹：用司胡笳、司胡琴、司筝、司口琴各一人，司章四人，进殿一叩，跪一膝奏曲。番部合奏：用司管、司笙、司笛、司箫、司云璈、司筝、司琵琶、司三弦、司火不思、司轧筝、司胡琴、司月琴、司二弦、司提琴、司拍，凡十四人，为三班，与笳吹一班同人，一叩，跪一膝奏曲。” 北元时期的宫廷乐队，自然不能与元朝同日而语，但却也保持着14个人的乐队，实属难能可贵。

（二）察哈尔——举部西迁的历史记忆

北元中期，土默特蒙古部阿勒坦汗势力日益壮大，不断与察哈尔部发生矛盾冲突。察哈尔部抵挡不住强大压力，只好由西向东迁徙，驻牧于明朝义州边外地区。漠南蒙古归顺后，皇太极格外优待林丹汗之子额哲，封其为和硕亲王，管辖察哈尔旧部。下嫁次女马喀塔公主，成为当朝驸马，位冠漠南24部蒙古王公贵族之首。1641年额哲病死,其弟阿布奈袭亲王爵。1660年，阿布奈以“无藩臣礼”被削爵，其子布尔尼袭察哈尔亲王之位。

1673年春，南方发生“三藩之乱”，布尔尼趁机发动叛乱，企图复辟蒙古政权，兵败被杀。于是，清朝采取严厉措施：废止察哈尔部王公扎萨克旗制，改为总管旗制。同时，将察哈尔蒙古部迁徙到宣化、大同边外安置。“按满洲八旗建制，设左右两翼八旗，右翼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左翼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每旗设总管、副总管各一人，‘隶于理藩院典属司’。从此，察哈尔八旗‘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与漠南蒙古四十九旗扎萨克不同，成为清廷的直辖领地。”

（三）察哈尔音乐文化——流失与重构

从蒙古族文化史上看，元朝灭亡后，蒙古宫廷音乐曾遭受过三次沉重打击，不断地流失，经历了一场由盛而衰的痛苦过程。首先，妥懽帖睦尔退出大都后，北元受到明军的沉重打击。上都、和林等草原城市均毁于战火，元朝宫廷音乐大量流失，走向彻底衰微。其次，北元察哈尔林丹汗被清廷所灭，蒙古宫廷从历史上消失，蒙古宫廷艺术传统宣告断绝。一部分宫廷音乐流入了清宫，但已经不属于蒙古族。最后，布尔尼叛乱事件发生之后，察哈尔亲王爵位被褫夺，王府不复存在，保存于察哈尔王府的宫廷音乐遗迹，随之流失殆尽。

从音乐体裁与风格方面来看，蒙古宫廷音乐衰微的另一结果，便是长调音乐的大量流失。察哈尔蒙古人被清朝西迁之后，驻牧与宣化、大同一带，临近长城，与北京相距不远。于是，清朝在察哈尔地面设置皇家牧场，专门向宫廷供应牛羊肉和奶食品。自此，察哈尔蒙古人变为清朝皇家牧工。从事饲养牲畜，食品加工，长期脱离游牧生产劳动，长调音乐衰微流失，短调音乐蓬勃发展，并且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清廷为了分散察哈尔蒙古部的力量，几次大规模向外遣散察哈尔蒙古部人口，将他们派往沈阳、新疆等地。随着相当数量的蒙古牧民离开故土，文化资源也难免造成流失。难怪，与锡林郭勒盟北部各旗相比较，察哈尔地区的传统艺术形式——长调宴歌、“潮尔·道”等，保留的并不多。相反，却产生了不少反对清廷向外遣散人口的时政歌曲，这是有其原因的。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所谓察哈尔地区能够原样保留北元时期的宫廷乐队和乐曲，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四）察哈尔八旗——新宴乐的产生与发展

自“三藩之乱”后，清朝统治得到巩固，全国进入了平稳发展时期，内蒙古地区也不例外。清廷派遣都统治理察哈尔，和平安定社会环境下，经济文化恢复发展。清代中期以来的蒙古族器乐，大体经历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蒙古族固有的民间器乐与乐曲有了长足进步，与漠北时期相比，出现了未有的繁荣局面；另一方面汉族的民间乐器与乐曲，大规模地传播到蒙古草原，并且在蒙古族人民中落地生根，遍地开花。新的社会环境下，察哈尔统治者需要礼仪音乐，更需要燕飨娱乐音乐。为此，察哈尔蒙古人便着手重新构建自己的礼仪音乐和宴飨音乐。察哈尔部蒙古人在音乐上的新建树，便是创造出新的民间器乐合奏曲《阿斯尔》乐曲，用以弥补大量流失的宴乐，运用于各种礼仪场合和燕飨娱乐活动。

“《阿斯尔》为器乐合奏曲统称，属于宴乐范畴，流传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原察哈尔地区。通常由蒙古族传统的弓弦乐器、弹拨乐器和吹管乐器组合演奏，也见于独奏、哼唱、口哨等不同的表演形式。”旧时，蒙古人举行祭敖包、祝寿、婚宴、婴儿剪胎发、小孩生日等民俗活动中，都要请乐队来演奏《阿斯尔》。王公贵族加官晋爵等重大仪式上，更是隆重地演奏《阿斯尔》乐曲。锡林郭勒南部的原察哈尔某些地区，至今仍保留着这种习俗。除了《阿斯尔》乐曲以外，这一地区还有像《三项恩德》（《古日奔阿其图》）、《阿其图特古斯》、《乌木方桌》这样的器乐独奏曲或合奏曲，通常由雅托噶、三弦等乐器演奏。它们的曲调与表现内容与该地区的民歌或佛教音乐有关，故也像《阿斯尔》一样，成为该地区的“宴乐”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高·青格勒图是察哈尔部蒙古人，蒙古族老一辈器乐演奏家。他率先提出，《阿斯尔》乐曲产生于清初康熙年间。高·青格乐图指出，从《阿斯尔》乐曲的命名来看，几乎都是清代原察哈尔盟“八旗”的名称。而察哈尔“八旗” 行政体制的建立，直辖于清政府，则是清初康熙年间的事情。至于察哈尔“四牧群”：商都马群、牛羊群、太仆寺左右翼牧群，满清政府根据军事需要而专门设立的。例如，商都马群实为专饲军马的牧场，以便从蒙古各旗征调军马，保证军马供应。

笔者认为，确定《阿斯尔》乐曲产生的年代，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查阅古代文献，寻找有关《阿斯尔》的记载。二是考察研究《阿斯尔》乐曲本身，通过比较研究方法，确定其时代风格。三是考察研究乐队中所使用的乐器，通过追溯乐器产生的历史，进而确定《阿斯尔》产生的年代。不难发现，《阿斯尔》乐队所使用的乐器中，《番部合奏》中所使用的胡笳、火不思、口簧等，早已不见踪影，大都是清代以来广泛流传的民间乐器。反之，原卓索图盟喀喇沁旗王府乐队，专家学者认为是从元明时代传留下来的。其乐队编制中有：胡笳、火不思、古筝、口簧等。再如，新疆准噶尔汗国的宫廷乐队，所用乐器达到14件之多，其中有伊奇里·胡尔（二弦胡琴）、火不思、绰尔（胡笳）等，同样也是元明时代的乐器。从乐曲本身的音乐风格方面来看，元明时期的《番部合奏》乐队，以火不思、胡笳为主奏乐器，乐曲旋律多以四、五、八度音程跳进为主，具有古朴苍劲的音乐风格。相反，《阿斯尔》乐曲则以马头琴为主奏乐器。乐曲旋律以二、三度音程级进为主，具有平和流畅的音乐风格，与《番部合奏》乐曲的音乐风格形成鲜明对比，显然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

待续……